无独有偶，深圳市警方为确保2011年大运会安全，将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清出深圳。
对于法定的实名制，应当开放并完善配套的个人信息保护与公民身份核查机制。旧有的管理体制并没有跟上社会发展，加之个人信息保护措施不完善，于是就出现了，一方面很多有法律规定的实名制有名无实，另一方面少数户政管理干警违法使用和泄漏公民身份信息的乱象。
在2009年之前，我国人大立法当中只有一些零星的、旨在防止个人信息泄露的法律条款，如2003年《居民身份证法》第6条，2006年《护照法》第12、20条等。为此，需要从立法就开始树立基本权利保障理念，做好多种基本权利和社会价值之间的平衡工作，防止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一些具体条款和制度蜕变为针对个人和企业的管理手段。抛开我国司法制度的弊病暂且不论，仅就当事人而论，其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着取证难、信息技术门槛高、强大的被告（大型互联网企业）、赔偿低等现实困境：[49] 四、采纳基本权利模式的现实基础与理论难题 很显然，我国现有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没有很好地平衡个人信息权与国家安全等公共利益之间的法权结构，也无法应对信息人时代个人信息权可能带来的各种波及效应。没有法律的明确授权，以不动产统一管理和登记为目的而收集上来的个人信息怎么可以用于反腐败呢？然而，如果我们的新闻媒体足够强大，专业化的舆论监督能够切实发挥作用。2.转变公民基本身份信息使用理念，通过细化实名制来遏制公民基本身份信息的滥用和泄露。
[1]对于这种权利，世界各地所采用的名称不尽相同，如欧洲使用个人信息保护（Data Protection），美国用信息隐私权（Right to Information Privacy），南美洲则称其为信息保护令（Habeas Data）等，但其内涵没有太大的实质区别。当然从长远来看，如果我们的违宪审查制度能够完善起来，那么通过宪法解释确认个人信息权的基本权利地位依然是基本权利模式的重要目标。在土地权属确权案中，法院认为乡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没有第三人陈述，没有争议山林的四至和面积，违反了湖南程序规定第77条其他应当载明的事项等规定。
在某案中，国土资源局认为相对人在非法占用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违法，相对人认为行政处罚告知书的时间是6月10日，而6月16日就对上诉人采取强制拆除措施，严重违反我国现行的相关法律规定和湖南程序规定。 4、错误程序观念 透过84个案例，可以发现，行政机关和法院亦存在着不正确的实体法和程序观念，亟需行政程序法典来完善行政机关执法人员和法官们的行政法律知识和观念，矫正行政机关和法院错误的法律观念。例如，劳动社保局在工伤认定过程中调取的有关证据未按照程序查证属实，未经当事人发表意见，即作出工伤认定结论，属于程序违法。例如，房管局在某案中辩称，变更抵押登记的行政处理决定程序合法，在作出决定前曾多次派员前往主动告知并提出在处理前可通过协商采取其他方式解决。
相对人拒绝到现场配合质检机关进行行政调查，消防机构执法人员应质检机关的行政协助要求，强行将相对人的仓库门撬开，将仓库的液化气瓶运到气罐站存放，并由质检机关单方对钢瓶进行检测，法院认为这符合福建程序规定第21、24条规定的立案调查、收集证据的程序，证据合法有效。其次，地方行政程序法初步规制了地方常见的行政裁决等问题。
此判决，一方面体现了法院对程序违法，采取了利益衡量原则和严格程序法治主义相区别的审判原则。广西程序规定第71条规定行政机关可以对错误的执法行为主动更正、变更和撤销。程序意识是人权意识和法治意识的核心内容之一。在关于纳税担保的纠纷中，法院认为，国税局受理了担保申请后，发现相对人未提供相关纳税担保资料，却未按福建程序规定第13、15-16条规定通知补充材料，履行告知义务，也没有对担保进行审查就作出不同意再次担保的决定，违反了法定程序[13]
对于自纠行为，目前尚没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需要通知行政相对人，听取行政相对人陈述和申辩并组织听证的程序规定。[8]参见陈金顺诉福安市人民政府确认土地行政决定违法案，宁德市中级法院（2010）宁行终字第73号。到1997年，所有的都道府县都已经制定了行政程序条例，即使是没有制定行政程序条例的市村町的居民，也已经得到了程序保障[5]。法院认定公安局所提供的传唤证和送达回证的对象均不是该当事人，属于事实不清，判决撤销行政决定[40]。
如果没有地方行政程序法，法院审理案件也可能不遵守或不理会正当程序理念。刘某某诉怀化市企业社会保险中心社会保障行政强制纠纷案，怀化市鹤城区法院（2010）怀鹤行初字第54号。
例如，在某案中，法院认为虽然相对人无证采挖和无证运输树蔸树木，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林业局作出行政处罚前违反广西程序规定第42-43条，未告知相对人享有陈述、申辩及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程序违法，判决撤销处罚决定。但是，透过这些批量性案例，我们已经看到了地方行政程序法律规范的功能和不足，这些不足反而将加速司法解释或立法创制，即加速地方行政程序法的重新法制化。
郑小榕诉三明市梅列区计划生育局拒绝为其办理独生子女证案，三明市中级法院（1998）三行终字第05号。相对人拒绝到现场配合质检机关进行行政调查，消防机构执法人员应质检机关的行政协助要求，强行将相对人的仓库门撬开，将仓库的液化气瓶运到气罐站存放，并由质检机关单方对钢瓶进行检测，法院认为这符合福建程序规定第21、24条规定的立案调查、收集证据的程序，证据合法有效。 （二）我国地方行政程序立法概述 行政程序法被视为权利宪章。 2、程序权利 程序权利是一种独立的权利。关涉执法顺序的典型案例是行政裁决和调解的顺序关系的处理。1992年制定的福建程序规定没有规定听证制度，1997年制定的广西程序规定只规定了行政处罚听证制度，2008年制定的湖南程序规定则规定了行政执法行为（具体行政行为）的听证制度，显示我国地方行政程序立法越发重视行政过程的程序民主。
在某案中，国土资源局认为相对人在非法占用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违法，相对人认为行政处罚告知书的时间是6月10日，而6月16日就对上诉人采取强制拆除措施，严重违反我国现行的相关法律规定和湖南程序规定。湖南行政程序第11条第5款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先行调解，调解不成的，依法作出裁决。
（3）听证权，即两造兼听的正式听取意见的程序。在治安管理处罚案件中，公安局所依据的事实证据，因未履行告知相对人有权对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发表意见、提出异议的法定程序，故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16]。
社保部门扣发退休养老金时，未告知相对人有对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可以发表意见权利。谢国英等诉厦门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行政责令拆除违法建设决定纠纷案，厦门市湖里区法院（2011）湖行初字第14号。
在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次第实施的时间里，很多可能被适用行政处罚程序的行政行为，被有意无意地挤压到尚未有行政许可程序或者行政强制程序的行政行为行列之中，从而排除了程序约束。[26]参见赖永东与福建省平和县运输管理所行政处罚纠纷上诉案，漳州市中级法院（2008）漳行终字第74号。但是，有的州行政程序法典早于联邦行政程序立法。例如，工伤认定行为是行政确认行为，属于影响公民权利义务的行政执法行为，劳动部门和法院适用了相应的程序规范条款。
简言之，行政机关、法院认为错误执法行为没有法定的纠错程序，也就不涉及违反程序。加州成为州立法的样板，是其他14个州行政程序立法的模范[2]。
首先，地方行政程序法较早介入了行政强制的实体和程序问题。国土局启动行政纠错程序自我纠错，严格遵循了立案、调查、告知、处理决定、送达等法定程序，因此新的行政裁决决定并无不当。
这10个案例所指出的程序瑕疵内容，在其他的行政判决书中很可能被认定为严重违法，可能被判决撤销行政决定或确认违法，并判令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由统一州法委员会起草的《标准州行政程序法》共有1946年、1961年、1981年、2010年四个版本，各州的经验也被整合进入断续更新的版本之中。
相对人认为人事厅违反广西程序规定第25条：行政机关应对行政相对人申请办理事项进行审查后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并书面送达相对人，不同意的，还应当载明申请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的书面送达、告知申请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救济权利的规定。可见，地方行政与地方司法独立之间的关系，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19]参见章剑生：《行政程序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版，页127。从民主视角看，行政程序是行政行为做出的对话和沟通的动态机制，即做出具体行政决定和公共决策的透明性和参与性。
林修金诉漳平市水利局水利行政撤销案，龙岩市中级法院（2004）岩行初字第1号。[20]参见刘仕学诉邵东县黑田铺乡益盛木材加工厂等确认案，邵阳市中级法院（2012）邵中行终字第41号。
第71条计3次，内容是错误执法的主动改正以及变更、撤销决定的做出和送达。其中，法院明确适用广西程序规定的有7个案例，原告提出适用的有3个案例，被告提出适用的有1个案例，检察院提出适用的有1个案例。
[41]参见刘锦雀诉翔安区大嶝街道办事处其他城建纠纷案，厦门市翔安区法院（2012）翔行初字第9号。湖南程序规定共有178条，5年间发生的41个案例中至少合计适用了26个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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